1992年的新丰镇还浸在柴油机的轰鸣里。老卫踩着二八杠自行车穿过晒谷场时,裤管上沾着的稻草屑簌簌往下掉,后座捆着的两麻袋化肥在土路上颠出细密的粉尘。这个四十七岁的农机站会计不会想到,三小时后自己会跪在村西头废弃的碾米房里,颤抖着解开蓝布衫第三颗盘扣。
淑芬的搪瓷缸子还冒着蒿子茶的热气。这个丈夫在深圳工地摔断腰椎的女人,正把缝纫机踩得咔嗒作响,给镇小学赶制三十套夏季校服。她脖颈后的汗珠顺着脊椎滑进的确良衬衫,在正午的阳光下折射出细碎的光斑。当老卫佝偻着背出现在门框里时,缝纫机的节奏突然乱了三个拍子。
碾米房的土墙上还留着文革时的标语残迹,霉斑在"批林批孔"的朱红字迹上蔓延成诡异的花纹。老卫的手掌擦过淑芬腰际时,指缝里的化肥颗粒硌得人生疼。他们像两具缺氧的鱼在陈年谷壳堆里翻腾,空气里漂浮着稻壳发酵的酸味和柴油机废气的焦苦。隔壁豆腐坊的磨盘声恰好盖住了布料撕裂的脆响。
这场始于互助的禁忌游戏很快演变成全镇心照不宣的狂欢。当老卫第五次把淑芬的塑料凉鞋藏进农机站工具箱时,粮站王寡妇开始在送米时故意解开两粒纽扣;当淑芬穿着老卫从县里捎回的玫红胸罩走过供销社,柜台后的姑娘们突然都学会了把的确良衬衫扎进裤腰。整个新丰镇在市场经济的前夜,率先完成了对集体主义性压抑的绝地反攻。
1994年第一场雪落下来时,淑芬的缝纫机已经三个月没响了。她裹着老卫的军大衣蜷在农机站值班室,窗台上的搪瓷缸结着浑浊的冰碴。深圳工地寄来的汇款单在抽屉里摞成泛黄的一沓,每张背面都印着歪扭的"治腰"二字。此刻她正用冻僵的手指,在值班日志空白处写下第13首情诗。
老卫的算盘珠子在这个冬天格外焦躁。他发现自己开始混淆账本上的数字——淑芬腰窝的弧度像极了小数点后的循环节,王寡妇送来的香油入账单总混着茉莉发油的香气。当他在淑芬第7首诗里读到"你的扳手拧紧我灵魂的螺栓"时,终于把全年农机配件采购预算多算了三个零。
这场始于肉体觉醒的暴动,最终以荒诞的方式撼动了整个镇子的权力结构。当副镇长带着联防队撞开值班室木门时,淑芬正在给老卫朗读第13首诗的最后段落:"我们要在履带碾过的麦茬地上/种满不结果的玫瑰"。手电筒光束里飞舞的尘埃,突然有了金属的重量。
二十年后的新丰镇游客中心,导游们仍在复述这个传说:某任镇长办公桌抽屉深处,锁着十三首用机油写在香烟纸上的诗;镇东头废弃的农机站地基下,埋着三百多个玫红色胸罩钢圈。而千千小说最新连载的《色翁荡熄》第十三章,正写到淑芬在拘留所的水泥地上,用发卡刻下第14首诗的标题——《当扳手遇见缝纫针》。